张中行是前一时期的一位大名人。那时他各种版本的书接二连三地出，人也被各大小报纸、杂志争炒得红紫烫人。近期他的人气可是没这么旺了，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他——不知是时尚使然，还是当时的庄家认为在他身上已无票子可赚了。但在感叹唏嘘炎凉世态时，我的心头仍泛起一丝欣喜，即这种平静和冷清，为我们今日更好地解读他提供了可能。让我们还是先回过头来，看看当时对他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吧！
季羡林先生曾在《我眼中的张中行先生》一文中说：“中行先生是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。”但也有不买老先生账的，他在《自省》中就说：“是不远不近的以前，《读书》月刊送来一封本来可以不转给我的读者来信，因为信是写给编者的。信中说我的文章都是废话，毫无内容，不该刊用。以下并提出警告，说以后如果再登我的文章，他就把这几页撕下来奉还。”
这一褒一贬可谓泾渭分明。世上有高人，有逸人，却少有至人和超人。咱们夫子，尊“尧、舜、禹、周公、汤文为至人，亚圣却说：“尧舜与人同耳。”后代渔利的帝王尊夫子为“至圣先师”，他却被五四文化先驱者们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斥之为“千古之盗丘”；外国有位“超人”尼采，鲁迅先生虽深受其影响，但仍旧嘲笑他“没成太阳而发了疯”。由此可见，至人和超人只属于造神者而已。
不过，中行先生之文也绝不会让人不忍卒读，这位老北大才子有的是学识和才情，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与人生沉浮又赐他以宏富的人生况味。这些使他篱下谈天，闲话桑榆，均有长河落日气象；谈禅论佛，评儒议道，皆成性灵文章。书序与品人的随笔尤其老到，其中既有淡淡的思古之幽情，无奈之惆怅，又能以客观公允的眼光来陟罚臧否人事，字里行间蕴藏着无限的话外之音。由是我猜想，上述愤不过者，若不是位“酸葡萄”，便是个年轻气盛的后生。年轻人做事性喜爽快和直奔主题，不晓得先生以迂为直和绵里藏刃的机巧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现在看来对中行先生评价比较中肯的是启功老先生，他说中行先生既是哲人又是痴人。关于“哲人”，先生儒释道皆通，且蔚然独出机杼，已被他人尽道，这儿就不再添足；而“痴人”许是只为二三知情者所知。在我看来，中行先生的痴，大抵与曹雪芹同道。曹在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曾说：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
看中行先生，一生虽历尽劫难：受过军阀的气、亡国奴的辱、十年文革的冤，但仍对世间的诸多不平耿耿于怀。他在《有关史的闲话》、《易地则皆然》、《月是异乡明》、《旧迹发微》等文中，以满腔怒火讨伐封建忠君思想及其“现代化”变种，抨击歌颂清官的肉麻与愚昧，呼唤民主和法治；在《梁漱溟》、《〈明清文人清言集〉序》、《读〈滹南遗老集〉》、《刚直与明哲》等篇中，先生以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生命同感，为中国正直的文人掬一捧“江州司马”之泪，于缅怀大儒风骨和太史笔法时检点、忏悔自我的失落。说起来先生早已是耄耋之年，来日无多，本已用不着如此较真儿，他却仍痴情难泯。唉！诸多的教训，诸多的磨难，竟没有将先生磨圆变滑，明哲变假，这恐怕就是他的一种痴吧！
先生的痴还表现在他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与对将逝风情的缱绻之中。许是因出身农家，或者是信奉道家的返朴归真，他对草木虫鱼和古老的风俗民情格外喜欢。在他眼里，小小的螳螂不仅“丽而雅”，而且是一种认真加迂阔的生活态度，甚至完全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化身。因此，他童心又萌，精心守护着一个“桑螵蛸”，希望能得到一群能与他朝夕相伴的小螳螂（《螳螂》）。而蟋蟀断断续续的鸣声则使他忘掉了烦嚣、利禄，想到了往昔与远人，从而体悟到多种执著和多种斗争的没意味（《蟋蟀》）。在《起火老店》和《犊车驴背》中，他更是痴得如醉。前者写作者故意寻访城中最古老的小店来投宿，后文中他则沉醉于那已不属于现代人的中世纪风情之中。
以是先生的“痴”中，既有儒家的迂阔，也有道家的童真，且二者相辅相成，濡沫与共：儒敦促他兼济天下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；道为他淬火，使他少了些锋芒，雪藏了杀机，捐弃了蝇芥之利，避免了随波逐流，于出世的冷眼旁观和无欲的刚强中坚韧了儒的人生信念。因此我们很难用先生在品评中国文人时所谓的“理想为儒”、“实用为道”来方圆他，恐只能说：先生的儒道合一。若事实果真如此，那这“痴人”亦即“哲人”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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